这样看来，它的现代意义是明显的。

老子说：道常无名，朴。老子的道是形而上者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

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[52] 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真实而虔诚的心理情感。但是，理学家并没有提出对于形而上之理的进一步解释，更没有建立起形而上学原理，而是形上形下不可分离。正如智顗所说，总以譬之，譬之贫人，家有宝藏，而无知者，知识示之，即得知也[44]。王弼说：事有宗而物有主，途虽殊而其归同也，虑虽百而其致一也。佛的境界是人人可以享用的，是人人可以实现的，佛并不在西方，佛就在每个人的实践中，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触处皆是，不必也不需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求佛，不必也不需要到自我实现的实践之外去求佛。

从认识论讲，黑白是由知觉构成的经验知识，是对某种客观性质的认识，这里并没有任何主观需要和评价的成分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与人的好恶、美丑、善恶等情感评价毫无关系。这样的人可以无心，可以忘己，可以无我，即没有成心。他这样做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的原有性质，使之具有近代哲学的特质。

但是，无论当代新理学，还是当代新心学，都强调理智而忽视了体验、功夫问题。* 原载《中国哲学史》1995年第1期，第15‒17页。因为它是中西哲学互相理解、互相解释的结果。特别在《三松堂自序》和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最后几册中，更加强调了这一点。

不仅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是如此，程颐的以体会为心也是如此，朱熹的存心、尽心、在自家身上著切体验、心统性情等，都是如此。因此，中国哲学的概念、范畴，固然有认识意义，但更重要的则是存在意义和实践意义。

经过解释的东西，不等于原有的西方哲学，也不等于原有的中国哲学。它是整体综合的，不是逻辑分析的。他对张载的为天地立心、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以及程颢的反身而诚、浑然与物同体给予特别重视，并直接引用以说明之，就是证明。先生除了在贞元六书中的《新原人》中，提出四种境界说。

在西方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，还是新实在论的共相，都是与现实、殊相绝然对立的，这种二元对立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，不只是新实在论。真际概念的提出，使传统的形上学具有一种新的特质和新的形态，使中国哲学的超越意识真正得到明确表述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并不是什么缺点，而是实现中国哲学转型的一次新尝试。心灵境界的实现，除概念认识和直觉，还必须有体知、体会、体味、体察、体验。这就是使中国哲学的概念更加清晰，更加逻辑化，而不是含混不清、拖泥带水。

当然，他始终坚持概念论的重要性，他甚至认为，境界就是概念，同天境界就是关于天或宇宙的概念。其他如对性、命等范畴的解释，也与此相类似。

四者各有所司，但又是互为条件、不可缺少的。这种新的形上学，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传统哲学。

哲学不能没有概念，而概念具有明晰性，这是近代哲学的要求。如果说，冯先生在《新原人》时期，强调境界是对宇宙和人生意义的认识，偏重于意义分析和认识问题，那么，到晚年时，他又意识到心灵直觉的重要性。离开体验功夫的认识，便是纯粹智性的直觉。这还说明，冯先生的哲学观点是不断发展的（这在贞元六书中已能看到）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不应当只要求他的分析与中国传统哲学符合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更应当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贡献，这些贡献有何意义。他举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以说明直觉，又举程颢的先识仁体以说明概念认识。

事实上，体验（包括道德体验、美学体验、宗教体验）是人类生命、人类精神的重要内容，如同人的精神不能没有情感，精神境界的实现不能没有体验。王国维第一次提出境界说，但他不从哲学上讲，只从词话美学角度讲（尽管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诗学的、艺术的）。

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？人们说了很多，现在还在继续说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冯先生的说法最深刻，也最符合中国哲学的意味。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做到了，可说是有功于中国哲学。

这里还要指出一点，精神境界的实现不仅需要思（认识）与觉（直觉），而且需要体（体验）和行（实践功夫）。新理学的意义在于，它是第一次运用近代逻辑方法系统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成果。

魏晋时期的意境说、宋明时期的气象说，都是讲境界的，佛学更是讲境界的（境界二字便出于佛家，但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境界）。理学派虽然比较重视概念性认识，但是决没有建立起如同西方哲学那样的概念论，它最后必然归结为心灵的自我体验与直觉。至于这种新形态能否发扬中国哲学的精神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理解与解释的问题，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。它们各有不同意义、不同层次，却又是互相联系的。

我不相信高尚的心灵境界是同现代市场经济相冲突的。我历来认为，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并不是特别重要，更不必争道统，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目的，这就是实现天人合一、心与理一的心灵境界，也就是诚、仁、乐合一的整体境界。

如果说新理学吸收了新实在论则可，如果说新理学等于新实在论则不可。我认为，这是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。

人们只看到，他选择了西方新实在论哲学，却很少注意到它的一般意义。这一点从《新编》总论中看得很清楚。

但是，冯先生的贡献也在于此。冯先生晚年意识到新理学与新心学应当而且能够统一，不必争论，这一反省足以发人深思。可以说，这一把握是十分深刻的。冯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：新的近代化的哲学，只能是运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，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，这就是‘接着讲与‘照着讲的分别。

这同张载的大其心完全是一致的。人的素质、人的境界无论何时都是最重要的，甚至是决定性的，而这一点是科学技术所不能代替的。

但是，道体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，则是理与气、形上与形下的结合，所谓道体流行，就是这种结合的过程。在他看来，把直觉同概念认识结合起来，新理学与新心学的争论即可从此结束。

境界必须是情性合一、本体与功夫合一的心灵存在，不是纯粹理性或逻辑的认识或真理。[1]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七册，第166页。

本文地址： http://one.zhutima.com/?id=24

文章来源：天狐定制

版权声明：除非特别标注，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，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。